宏观调控应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

　　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既要避免受国际评级机构负面评价的影响，又要防止因一季度指标好转而对经济形势过于乐观。

　　大多数研究机构和经济学家认为，二季度经济增长能保持一季度的回稳态势，GDP增速仍可达到6.7%-6.8%水平。但对于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尚存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下半年经济大体保持L型的平稳走势；另一种观点认为，下半年经济还会继续下行。但认为下半年经济会持续回升、或认为增速会大幅下降的不多。这表明，对经济走势看法的分歧，主要在于对经济复苏态势的不同判断上。

　　笔者认为，下半年经济难以持续反弹，增速仍存在下行压力，如果稳增长的政策力度不够或松动，经济增速可能继续小幅下滑。主要依据是：我国经济短期运行基本上仍取决于总需求的变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相对缓慢。预计国际经济和贸易投资依然低迷，外需和出口难以明显改善；国内需求中，消费增长只能保持相对平稳，投资还是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而下半年投资增速面临下行压力。

　　一是制造业仍然制约投资稳定增长。一季度尤其是3月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生产增速回升、经济效益好转，主要得益于基础工业品价格回稳、企业库存回补的拉动效应。这带来了存货投资增长，但难以拉动工业固定投资稳定回升。在国内外大环境没有明显好转、市场需求不能持续回升的情况下，工业等传统产业复苏趋势不明朗，工业品补库存的效应一般只有两个季度左右，即只能持续到三季度。因此，制造业投资仍是影响整个投资稳定增长的一大因素。

　　二是房地产投资回升态势不能持续。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快速反弹，主要是商品房市场销售大幅回升、房价快速上涨的拉动，但投资增长更多来自于家庭部门的购房信贷，企业部门的自主投资相对平缓，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购置面积仍同比下降11.7%。由于全国房地产市场库存仍较快增长，三、四线城市的库存依然严重，一、二线城市商品房市场受到新的调控，房地产投资回升态势不可能持续下去，预计到三季度后就会出现明显回落。

　　三是基础设施投资难以高位快速增长。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已连续几年高速增长，投资规模和比重大幅上升，对全社会投资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强，保持高位增长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由于政府资金相对短缺，PPP的进展比较缓慢，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受到较大制约。今年如果在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方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出现高位回落或放缓。

　　四是民间投资增速放缓产生不良影响。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只增长5.7%，比上年全年投资增速下降4.4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投资增速5个百分点，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大幅低于社会投资平均增速的情况。这与民间投资的空间变化有关，也与民间投资的市场意愿有关。民间投资规模占全社会投资的60%多，如果因有利投资领域减少、市场投资意愿下降，民间投资增速不能稳定回升，继续低于社会投资平均增速，将对各方面的后续投资产生不良影响。

　　通缩压力依然大于通胀风险

　　市场关于经济出现“滞胀”的讨论，焦点在于对“胀”的担忧。当前的价格形势是：PPI同比降幅收窄，但降幅仍超过4%，环比有所回升；CPI同比涨幅上升，但涨幅只有2.3%，环比有所下降。上游产业、生产性通缩的幅度明显大于下游产业、消费性通胀的幅度，这种情况的发展趋势，一般是通缩压力大于通胀风险。

　　对下半年的CPI走势，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是所谓的通胀周期是否到来。通胀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变动相一致，CPI会不会较快上涨，主要取决于经济或需求增速会不会较快回升。我国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较高，现在增速仍相对较快，但这会不会引起物价上涨，还要看货币是否流入实体经济。如前所述，下半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依然不足，实体经济增速仍有下行压力，难以有效吸收市场流动性，过多的货币可能会使得部分资产价格上涨，但不能直接推动物价较快上涨。换句话说，CPI上涨的大环境还没有形成，新的通胀周期并不具备到来的条件。

　　二是脱离基本面的通胀现象，即某些重大涨价因素引起的CPI上涨，包括经济低迷下的物价上涨。在我国，其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食品价格上涨。食品类在我国CPI中的权重很高，今年被调低后仍有较大影响。当前蔬菜价格涨势已基本缓解，未来主要是季节性波动。更受关注的是猪肉价格上涨，但这轮“猪周期”受到其他肉类过剩、饲料价格下行、需求相对不足等制约，对食品价格和CPI的影响幅度较小，预计下半年会逐步回落。二是输入型通胀。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大幅反弹，但在世界经济低迷、市场供大于求、出口国竞争激烈，以及美元可能重新走强等压力下，多数大宗商品价格难以持续上涨，低位震荡的概率较高，对我国的输入型影响不会太大，预计下半年将明显减弱。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相对稳定，也不会出现本币大幅贬值引起的输入型通胀。

　　宏观调控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取向

　　讨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应当把新常态思维与反周期思维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但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可能令经济增长下降到中速之下，必须依靠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使经济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在经济出现企稳态势、复苏基础不牢固的条件下，反周期的稳增长政策不可轻易退出或急于调整，否则可能导致复苏过程出现波动。还必须明确，稳增长与防通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两者不能兼有也不能兼顾，如果加入了防通胀的政策因素，稳增长的政策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总体看，从现在到下半年，宏观调控要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以深化改革和推进创新为抓手，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继续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加强总量政策与结构政策的协调配合，做好需求调控与供给管理的有机结合，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破除稳增长、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

　　现在需要深入讨论的是，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要实现政策观念的转变。在旧常态下，央行面对的是经济高速增长和容易过热的局面，货币政策的一般取向是防通胀，形成了盯住CPI指标的倾向，并承担着反通胀的责任。但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相当一段时期内，至少在“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大可能出现经济过热，相应的，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的概率很小，而需求萎缩型的通缩则容易发生。因此，根据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大逻辑，央行要改变长期以来以防通胀为主线的惯性思维，把货币政策的理念和重心转移到应对经济下行、缓解通缩压力上来，更好地发挥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和转型升级。

　　下半年，建议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的基本取向，发挥好政策效应。一是保持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规模平稳较快增长，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为经济平稳运行创造有利条件。二是促进市场资金价格、企业融资成本稳定下行，支持实体经济复苏和转型发展。三是继续稳定和引导市场预期，促进社会资金流入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本股权融资比重，加快融资体系调整和机制转型。四是支持债转股、地方债务置换等改革举措，使货币政策起到输血、润滑的功能，推动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协调发展。同时，要防范投资投机性资金持续流入房地产市场，进而推动房价过快上涨，加大泡沫积聚及泡沫破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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