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链：供给侧改革如何发挥市场、政府作用？

　　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已经提出20年，成效不大的原因是“体制性障碍”，实现转型的关键，在于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消除体制性障碍。

　　政府和市场如何改革

　　他强调，2005年在制定“十一五”时已经认识到，过去成效不大的原因，是存在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相联系的“体制性障碍”。

　　现在的供给侧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一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吴敬琏称，市场的两项基本作用，首先是有效地配置和再配置资源，实现帕累托改进。今年要实现的五大任务中，去产能、去库存、刺短板都是典型的资源再配置工作，主要要靠市场机制实现。

　　第二，要建立正向的激励机制，实现奖优罚劣和优胜劣汰，目前官员“懒政”和企业家缺乏积极性，根源在于激励机制存在问题。

　　对于如何发挥政府的作用，吴敬琏表示，第一，政府不应该直接用行政手段“调结构”，而是推动改革，建立能激励创新和创业的体制；第二，政府在利益结构大调整中用社会政策“托底”；第三，一个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就是政府怎样有效地支持创新和创业。

　　依靠创新提高效率

　　吴敬琏介绍，他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高供给质量＋结构性改革。2016中央经济会议强调的是提高供给质量而非扩大供给数量，其实质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和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和效率驱动，而信息化应当是其中的主力。

　　吴敬琏表示，结构性改革是一个过去欧洲人常用，而在中国比较生僻的用语。据structural reform 的倡导者《经济学人》的解释，意指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政府怎样推动经济发展的改革，我们也可以作此理解。

　　他介绍，2009年以来最流行的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分析法，由此得出的对策：靠增加投资提升增长速度。从理论上说，误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 Y = C + I +（ Ex- Im）+ （G-T ），来分析中国的长期发展问题。从实践上看，投资收效递减和杠杆率不断推高，都使我们不能继续把增加投资作为保增长的主要手段，直接结果是到到一定阶段，我们的增投资的收效递减，杠杆率（债务对GDP比率）加速提高。

　　许多经济学家都曾指出，应当从供给侧因素的分析寻找问题和提出对策：   Y = A · Kβ · L1-β，这一分析框架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只能依靠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增加投资转向增加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 A，即提高供给的效率(TFP)，对索洛余值A的内容，Solow、Kuznets和Schultz有不同界定，总之是依靠创新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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