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解！中国标准治理的理论探析

一、价值取向：一元价值，还是差异多元?

在价值取向上，公共治理旨在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其中，自由与秩序的统一在标准化活动的发展进程中得到体现。一般来说，标准化价值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是公众是否能从标准中获得质量和安全方面的收益。这是工业社会对其产品风险可控的必然要求。中国的强制性标准亦秉持这一价值取向，对于具有潜在危险行业的标准以质量和安全作为最高价值。这在标准化秩序的维续上作用明显，但在一定程度上却遮蔽了标准化本可以容纳而现实存在的其他价值和利益差异化诉求。当前，中国《标准化法》已启动强制性标准独大的制度转型。

比较而言,在欧盟“新方法”下，标准化治理调和自由与秩序价值，价值谱系扩容至更广谱的能源、环境与社会,如消费者保护、福利水平提升和事故风险的降低、产品、服务和信息对所有年龄和各种能力人群的平等、开放接入、环境保护、开放服务的内部市场、工作场所的健康与安全、能源和水源的生产配送和使用、社会责任和公共治理。其中，环境方面是通过标准治理来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挑战，促进转向更加可持续的行为方式；而社会方面则涉及促使欧洲公民能够便捷地获得信息并参与到公共领域。欧洲利用标准化调和社会和经济需求至最佳保护水平,推动社会责任和商业道德建设的需要。由此，标准化治理的内涵因价值多元而逐渐丰盈。

二、驱动力量：政治驱动，抑或经济驱动?

“在利益导向上，公共治理模式主张在兼顾公益和私益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标准化背后受到政治和经济力量的驱动，问题是二者如何兼顾？在欧盟，前者通过强化泛大西洋合作、增强与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拓展在新的世界治理中的作用；后者则聚焦于知识经济和创新的需要，在欧洲内部实现市场的升级，促进中小企业获益以及服务业发展融合。欧盟单一市场新政策采取由过去主要通过法令措施消除跨境壁垒的“消极”一体化，转变为采用影响驱动的方法通过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措施实施“积极”一体化。这种转变取决于如下关键共识：标准化的协调要能够被有效接受，恐非政治层面独立推行可以实现，还有赖于通过自愿性标准优化匹配利益相关方的经济诉求。

在中国，标准化的驱动力量由从过去主要依赖政治驱动，也逐渐转为与经济现实紧密结合。标准化活动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趋近区域纵深推进的战略就是其典型。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营造市场统一开放、规则标准互认、要素自由流动的发展环境……加强长三角标准领域合作，加快推进标准互认，按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探索建立区域一体化标准体系。同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定技术标准、规范行业秩序、开拓国际市场、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沿线国家宜加强……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方面的双多边合作。总体来看，上述国家战略顺应了政治与经济双重驱动下的标准化大趋势，但经济驱动的权重仍有待提高，国际合作中由双多边合作一元驱动的格局亟待改善。

三、制定方式：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公共治理与传统国家管理模式不同,其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度。标准化治理理念的不同，也造成了标准制定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路线分野。《标准化法》修订之前，主要沿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标准制定路线。这与强制性标准比重过高密切相关，也直接反映到涉及标准化的相关国家战略之中。如在京津冀中地标协同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三地各行业部门和质监部门。在“一带一路”建设愿景中，也以国家之间的双多边合作为主导。认识到完全自上而下路径无法满足自愿性标准制定的需要，《标准化法》修订从制度结构上确立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并行路径，并进而影响到相关国家战略的制定。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对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制定技术标准方面的积极作用的重视,即体现了这一趋势。

在此基础上，超越强制性标准占主导下所形成的标准化制定路径依赖,探索自下而上的标准制定及其与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框架，成为关键。考察欧洲标准化活动的发展，私人企业的标准化活动实际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二战之后，基于经济发展消除贸易壁垒的需要，欧共体开始力图自上而下制定所有领域有关产品的详细性能指标和设计规格。为此，欧共体开始通过“新方法”，确定安全、健康、环境和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标准化组织则据此制定协调标准，符合了协调标准，实际上也就是符合了法律的要求。时至今日，欧盟标准化这一基于自愿、以共识为导向的特点得到秉承，利益各方在独立的、被承认的标准化组织内和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开展活动。在这一自愿性标准为主体的公共治理模式下，标准化在欧洲市场上、企业竞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反映公共利益的重要政策工具功能。该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治理结构的可资借鉴之处，在于其既保证了标准化活动应确保覆盖的质量和安全基本范围，也利于在合作规制及自我规制更有效的领域中实现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