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地产、基建为钢需主力，钢企也偏好于布局建筑钢材相关产线。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动能转换，钢材市场消费结构重构，地产用钢成为2023年最大的需求减量，长材表现显著弱于板材。本文选用“房地产开发投资额/GDP”来衡量一省经济对地产的依赖度，依赖度越高，省内钢企的产品结构向建筑钢材倾斜的可能性越大，在当前格局中，销售压力也就越大。考虑2020年及以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受宏观经济及地产政策等多方扰动，本文选用2019年数据进行核算。

天津、重庆、安徽、广西、云南、贵州、浙江、陕西的地产依赖度均在15%以上，在本轮需求结构调整中所面临的压力相对更大。

2023年7月，新一轮地方债化解拉开序幕，化债政策成为影响钢铁基建需求的关键变量，35号文明确了12个重点省份[1]化债政策；47号文对12个重点省份的政府投资项目实行约束，明确除民生类项目及国家级别的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外，严控新增政府投资项目，并严格清理规范在建政府投资项目。在上述政策背景下，预期12个重点省份的基建将有所降温，区域钢材需求或进一步收缩，据市场预估，12个重点省份缓建或停建基建项目将导致基建用钢需求减少4,500万吨左右。

2023年新能源汽车、光伏、船舶等制造业及相关厂房投资增速较高，为钢材需求中少有的增量部分；2024年1-3月，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加快，同比增长达9.9%，较整体投资高5.4个百分点，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3.9%和14.1%。2024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从政策端进一步刺激制造业“钢需”增长，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根据国家发改委2023年以来发布的《关于统筹节能降碳和回收利用加快重点领域产品设备更新改造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测算，锅炉、电机、电力变压器和制冷设备等重点设备和汽车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预估将带动钢材消费量年增长约500万吨。

本文选取“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用以比较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发达程度，一般来说，一省工业增加值越高，制造业越发达，区域内钢企在需求结构切换中越早获益。江苏、广东、浙江等长三角、珠三角代表性城市工业增加值普遍位于第一、第二梯队，西北、东北、西南区域的工业增加值则普遍靠后。各省政策响应速度也从侧面佐证了该结论，2024年3月，江苏省已出台制造业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对制造业相关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项目给予支持。

（二）成本端：运输成本优势、矿产资源禀赋，何处能兼得？

钢材多为大宗商品，行业竞争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而原燃料在钢铁企业生产成本中的占比接近65%以上，本文通过考察铁矿石、焦煤两个主原燃料采购成本的影响因素，来衡量不同区域所面临的成本压力情况。

我国铁矿石长期依赖进口，据中钢协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进口铁矿石对粗钢铁素资源的贡献在六成以上。但作为海运铁矿石的主要需求方，我国铁矿石采购主体相当分散且缺乏抱团意识，使得我国钢企在矿价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除采购体量最大的宝武集团掌握一定话语权外，多数钢企的谈判空间都比较有限，国内钢企的成本竞赛更多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沿海港口省份及长江干线航道途经省份[2]天然具备交通优势，在高矿价中觅得一丝喘息空间。

国产铁矿石量虽小且降本贡献有限，但在上游铁矿石价格异常波动时，国产铁矿石仍是有效的缓冲垫。一吨粗钢通常需要1.5-1.6吨铁矿石，本文取1.55吨铁矿石/吨粗钢，根据各省2022年粗钢产量及铁矿石产量测算各省自产铁矿石贡献率，其中四川、新疆、辽宁、河北、内蒙古、甘肃的自产铁矿石贡献率较高，缓冲空间更大。（注：铁矿石需求量=粗钢产量*1.55，自产铁矿石贡献率=铁矿石产量/铁矿石需求量）。

焦煤、焦炭等燃料同样系钢铁生产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成本占比通常在15%以上。我国炼焦煤以国产为主，进口量占比较低，2022年炼焦煤进口量占比[4]约为11.5%，俄罗斯、蒙古、澳洲为主要进口区域。国内焦煤资源整体呈现“北富南贫、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华北、华东、西南区域的资源优势较大。

（三）压力排序

为直观比较各区域钢企压力，本文采用排序法，从需求、成本端对各区域钢企面临的变量冲击进行赋分排序。

1、需求端

本文通过区域供需格局、地产钢需、基建钢需以及制造业钢需四项指标对不同省份赋分，加总计算后进行排序，以此反应各省份的钢需情况，具体赋分标准如下：

（1）区域供需格局赋分标准：衡量指标为“供需缺口”，供需缺口=1-粗钢消费量/粗钢产量；将区域供需格局分为五大类，供需平衡省份赋分“0”；分别取净流入省份和净流出省份的供需缺口中位数，其中净流入省份供需缺口大于等于净流入省份供需缺口中位数的赋分“2”，小于中位数赋分“1”；净流出省份大于等于净流出省份供需缺口中位数的赋分“-2”，小于中位数赋分“-1”。

（2）区域地产钢需赋分标准；衡量指标为“经济对地产依赖度”，经济对地产依赖度=房地产投资额/GDP，将地产依赖度指标进行五等分，经济对地产依赖度越高赋分越低，赋分范围在“-2至2”。

（3）区域基建钢需赋分标准：考虑到目前基建托底钢需，12个化债重点省份赋分“-2”。

（4）区域制造业钢需赋分标准：衡量指标为“工业增加值”，将工业增加值指标进行五等分，工业增加值越大赋分越高，赋分范围在“2至-2”。

综上测算，浙江、上海、广东、湖北、湖南钢需环境最优，其中浙江、上海、广东三地的制造业发达且粗钢缺口较大；湖北、湖南两个中部城市既临近华东、华南两大制造业主战场，同时近年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自身制造业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四川、河南、山东、福建、江西位于第二梯队，其中山东、福建的制造业环境较优，四川供需格局较合理且为西南区域中心。江苏虽为制造业大省，但受限于粗钢消化压力，需求环境一般。

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区域多数省份所面临的需求下行压力则较大，化债举措致基建钢需疲弱是主要限制因素，各省制造业排名也较靠后。

2、成本端

本文通过运输成本、资源禀赋两项指标对不同省份进行赋分，加总计算后进行排序，以此反应各省份的成本压力情况，具体赋分标准如下：

（1）运输成本综合考虑沿海港口省份、长江干线航道途经省份、内陆省份距海岸线距离三个指标，具体赋分标准如下：

（1.1）沿海港口省份最具运输成本优势，赋分“3”；

（1.2）长江干线航道途经省份赋分标准：离海岸线500公里以内，赋分“2”；500-1000公里，赋分“1.5”；1000公里以上，赋分“1”。综上，安徽赋分“2”；湖北、湖南、江西赋分“1.5”；重庆、四川赋分“1”。

（1.3）内陆且非长江干线航道省份运输成本劣势相对较高，选取各省份最近的国内港口，400-500公里，赋分“0”，包括河南、吉林、山西；500-1000公里，赋分“-1”，包括贵州、黑龙江、云南；1000公里以上，赋分“-2”，包括内蒙古、青海、宁夏、陕西、甘肃、新疆。

（2）资源禀赋综合考量自产铁矿石贡献率和焦煤资源禀赋两个指标，具体赋分标准如下：

（2.1）自产铁矿石贡献率赋分标准：将自产铁矿石贡献率指标进行五等分，贡献率越高赋分越高，考虑到自产铁矿石主要起安全垫作用，赋分范围为“0.5、0.25、0、-0.25、-0.5”。

（2.2）焦煤资源禀赋赋分标准：根据各省粗钢产量测算出各省的焦煤需求量，其中假定一吨粗钢需要0.8吨焦炭（一般在0.6吨-1吨），一吨焦炭需要1.42吨焦煤（一般在1.33吨-1.5吨）。无/低焦煤自给缺口的省份赋分“2”，包括山西、河南、安徽、陕西、贵州、云南、内蒙古、黑龙江、新疆、山东，之中除山东外，其他省份焦煤富余；临近焦煤富余地的其他省份赋分“1”，不临近的省份赋分“-1”。其中青海虽临近新疆，考虑到西北地区地域辽阔，赋分“-1”。

综上测算，山东、辽宁、河北、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华北、华东省份，沿海沿江赋予了运输优势，同时煤炭、铁矿石资源禀赋较优；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份位于交通运输和资源禀赋的中间地带，成本压力适中；福建、广东虽具备运输成本优势，但资源禀赋偏弱；西北、西南、东北多数省份则受运输成本侵蚀较大。

3、结论

山东、浙江、上海的需求、运输环境均较优且临近资源地，在压力梯度中位于底部。湖北、湖南、广东、江苏位于中部梯队，其中广东需求端表现良好，但因远离焦煤产地，成本端有所削弱；湖北、湖南作为产业转移承接地，近年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且同港口、焦煤产地距离适中，整体压力尚可；江苏制造业发达、运输便利，区域粗钢消化压力大为主要负面因素。

西北市场则受需求端和运输成本端双重压制；西南区域除运输劣势外，化债政策对其需求端影响较大，目前基建托底钢需，而西南四省中三省为重点省份，政府投资项目被严控新增。

从2023年主要钢企盈亏表现来看，亏损钢企主要分布在辽宁、河南、重庆、安徽、广西等地，盈利钢企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湖北、湖南等地。

4、局限性

（1）基于数据的不可获得性，本文“区域供需格局”采用“粗钢消费量和产量差距”替代“钢材消费量和产量差距”进行衡量，且仅采用2022年单年度数据；

（2）本文仅粗略测算各省省会距临近港口、资源禀赋所在省的距离。

钢需逐步脱敏地产，钢企应声加注板材、特钢产线投资，但巨额资本开支框定玩家名单，产品结构优或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才有望入场竞赛

盈利不佳是全行业面临的问题，但企业间亦有分化，2023年盈利钢企基本集中于板材、特钢企业。

面对建筑钢材需求减量的既定事实，为抢夺新能源车、智能家电、光伏、风电等领域带来的需求增量，已有多家钢企发力品种结构调整。但对企业而言，亏损期调整产品结构往往面临着更高的难度和风险，而且目前制造业所能提供的体量相对有限，板材产线的密集布局存在引发新一轮供给过剩难题的可能。

此外，产线布局不仅需要2年左右的投资期，还需要大额资本开支，前一轮上涨行情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资金储备，但钢企超低排放改造也已消耗一部分资金，更不用说目前钢企又进入了“拉紧腰带过苦日子”的阶段，预期只有龙头央企、地区财政金融实力较强的国企以及资金雄厚的大型民营钢铁集团能够出资入场竞赛。

地产时代落幕，新基建、新制造时代开启，推动钢铁行业进入调整阶段，下游需求逐步走出地产依赖，基建和制造业在“钢需”中的份额不断扩大。因制造业长期以来就具有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特性，2023年底以来的化债举措又致基建投资区域分化，预期不同区域间的钢需差距将愈发明显，在行业下行阶段，各区域钢企的抗风险能力或加剧分化。综合考虑需求环境、运输成本及资源禀赋后，山东、浙江、上海、湖北、湖南、广东、江苏等地的钢企预期呈现出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

需求层面的调整体现在微观企业上则是特钢、板材钢企盈利表现普遍较优，因此已有多家企业发力品种结构调整，但高额资金需求阻碍小钢企入场竞赛，预期只有资金雄厚或产品结构合理的钢企能卷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