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保形势下的钢铁行业怎么走？

　　生态环境部日前下发《排污许可证后管理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意见稿》提出，排污单位要开展自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持证排污单位现场核查，应当对环境选址敏感、污染排放量大、环境风险高、环境治理水平低的排污单位实施重点检查。这意味着，新一轮环保风暴正在蓄势待发。

       2016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明确了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关于固定污染物的管理和制度建设，这是我国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总的路线图，也是国家推行实施排污许可制的路线计划。此次生态环境部下发的《意见稿》，其实就是这个总路线图的进一步细化。

   　今后，环境管理将围绕两个核心：一是环境质量改善，二是固定污染源管理。所谓固定污染源，就是地方工业生产过程中稳定排放的废水和废气。实际上，《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分别明确了排放废气和废水的排污单位要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

　　显然，作为排污大户的钢铁行业，无疑将会卷入此轮环保检查的风暴眼中。尽管京津冀周边和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地区的钢铁行业已经如期领证，理论上按照许可排放，但能否在这论环保风暴中低空掠过，仍将是一场考验。

　　地方政府不再当企业排污保护伞

　　排污许可制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创的制度，实际上，从上世纪80年代起，各地开始推行排污许可制试点，不过，国家层面对此并没有统一要求，没有统一管理的政策、制度，都是各地自行探索。当然，基于地方经济利益考虑，这个效果并不明显。

　　因此，制订一个全国统一标准的排污许可制度，显得尤为重要。排污许可证既是企事业单位的守法文书，也是生态环境部门的执法依据。依证监管是排污许可证实施到位的关键环节。目前，全国已基本核发钢铁、水泥、火电等15个行业两万余张排污许可证，排污单位控制污染物排放各项要求已经明确。但是证后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持证企业不能按证排污，排污许可证实施效果受到严重影响。

　　据了解，本次核查将重点关注排污单位的生产工艺、污染防治设施、排放口、监测设施及采样口设置、厂区平面布置等相关信息。对于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依法予以处置。

　　随着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我国的环保形势日新月异，环保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明确写入党章国法。环境保护是关系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关键一环。中央环境保护督查有力推动了对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了地方党委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程度，也的确有效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环境问题。

　　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果，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环保中心主任刘涛认为，主要得益于新环保形势下两个方面的新变化：第一个是考核方式发生变化。过去考核更多的是针对企业，而且很多考核是做一些量化的治理改造项目，而现在是以环境质量为核心的考核，不管做了多少工作，最后还是要看环境质量有没有改善。

　　刘涛表示，更核心的一点是，现在把地方政府党政一把手也纳入环保考核对象，即党政同责，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板子打在政府领导头上，这样，地方政府必然会把压力传导给企业，不会成为企业污染排放的保护伞。

　　“第二个是环境管理体系发生了变化。”刘涛说，以前很多时候环境管理都是一阵风一样，今年搞一个专项行动，明年搞一个专项行动，这不是长久性的，现在管理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管理制度，突出环境管理的长效性，对企业不光是在环保改造上提要求，后续的环境管理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建了环保设施还得保证长期稳定的运行。

　　钢铁行业将是雾霾治理的重中之重

　　“烟气排放跟大气污染是密切相关的，对钢铁和焦化企业来讲，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刘涛说，首先，大气治理一方面要靠人的努力，另一方面要靠天帮忙，目前来看，老天是不太帮忙的，全球气侯变化形势下，发生雾霾的气侯条件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大的努力、更大的精力去完成这项工作。

 　记者注意到，从目前来看，钢铁以及钢铁相关上游的焦化企业，应该是下一步国家雾霾治理的重中之重。

　　有数据显示，雾霾的产生和钢铁产量的确有正相关系，从2016~2017年发生的实例看，随着钢材和焦炭产量的增加，与雾霾发生的频率和强度都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根据2018年的数据分析可以感觉到，今年京津冀地区由于采取了一些强化的措施，包括钢铁限产，整个京津冀的大气明显改善了许多。

　　“京津冀地区钢铁产量呈下降趋势，但长三角地区钢铁产量却在增加，同时PM2.5浓度也在增加。”刘涛据此认为，哪里钢铁产量增加，哪里雾霾就会增加，只要有钢铁企业的地方，政府肯定会对钢铁企业和焦化企业进行严管。

　　不过，在刘涛看来，现在的环保政策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刀切了，而是实行差异化管理。管理部门意识到，现在企业的环保水平、环保投入参差不齐，如果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最后会导致谁也不搞环保了，大家都在企图采取措施蒙混过关。

　　“从去年的情况看，最典型的例子在唐山，唐山市实行钢铁企业差别化管控方案，好的企业在生产的时候少限产，差的企业多限产。”刘涛认为，这样的差异化管理，既可倒逼企业提高环保治理水平，又可以倒逼环保治理差的企业退出市场。

　　超低排放可谓大势所趋，从2018年起，钢铁行业开始实施超低排放标准。按照生态环境部《意见稿》的要求，下一步对于钢铁等企业治理水平要求将非常高，如果全部要改造达到超低排放标准，投入将非常巨大，短期内对企业的运营压力也将是非常巨大的。

　　显然，在新的环保形势下，政府已不再可能再充当企业污染排放的保护伞，这样压力就直接传导到了企业头上。以邯郸钢铁为例，以前想往外搬，政府就吓到了，千方百计要企业留下来，提什么要求政府都同意，现在要往外搬，政府表示非常欢迎，就国内的钢铁行业而言，邯钢的环保水平应该算是数一数二的了，但现在邯郸市政府逼着邯钢往外搬。由此可见，环保对各方的压力有多大。

　　企业要转变环保技改就是花钱的观念

　　“尽管钢铁企业的环保压力非常大，但真正的挑战来自根深蒂固的旧有观念。”刘涛表示，环保政策现在也不是一刀切，但环保一定是一个长效机制，这就需要企业领导者潜移默化地转变对环保的态度。

　　从技术层面讲，眼下最大的难题不是能不能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而是观念转变，很多企业老总对环保技改还停留在“就是花钱的事”上。但是在现在新的环保形势下，环保不光是花钱，其实是有收益的。刘涛认为，收益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可以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第二可以降低环境政策带来的经营风险。

　　刘涛说，眼下的国际贸易争端，可以看出对钢铁产品有实行差异化进出口的动向。可以预测，包括国际国内对于钢铁产品进入市场，可能有些绿色产品的壁垒，“企业环保搞不好，将来产品想进入市场都是很困难的。”

　　刘涛打了一个比方，2018年1月1日起征的环境保护税，现在因为很多地区税率没有提上去，将来环境税税率提高以后，假如排一吨二氧化硫要缴1万元的环保税，而治理只需要花5000元，这样就省下了5000元。此外，治理达标了，也不会存在收到罚款的风险。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体现：现在限产政策被各个地方政府当成了保护环境的刹车点，一说有问题就限产，环保搞好以后，可以避免这个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邢台的德龙钢铁，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环保改造后，污染物排放低于国家规定的超低排放标准，现在连搬迁的事都不需要考虑了，这样就省下了一大笔原本要搬迁的费用。所以说，搞环保现在是挣钱的，不搞的话亏的更惨。

　　刘涛表示，现在钢铁和焦化企业要基于环保理念搞环保，搞环保不是得过且过、满足标准就可以了，要争先争优。

　　“之前跟一些城市对接的时候，当地的一些环保局或者部门发言的时候，往往都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把环保当成红线，我们不越红线、不越底线。”刘涛认为，以前说不越红线、底线没有问题，现在还把环保当成红线、底线就有点落伍了。“所谓的红线、底线实际上是及格思维，现在不行了，必须争取90分，争取得100分，这样才能让企业长期生存下去。”

　　刘涛表示，现在钢铁和焦化企业就相当于一群在草原上奔跑的人，后面有一群野狼在追，最后谁跑的快，谁就能活下来，谁跑的慢，就可能被野狼一个一个吃掉。在新的环保形势下，环保做的多么严，多么先进都不过分。

　　“按照现在的要求，环保搞好了不吃亏，环保搞不好定会吃大亏，早做成标杆、晚做是跟随，跟随和标杆概念完全不一样，到时享受的政策待遇肯定也会不一样。”刘涛称，钢铁和焦化确实是高污染行业，排放量很大，由此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也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环保方面就不能做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标准体系的建立，将成为中国钢铁行业由大变强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　转自：中国矿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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