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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中国至关重要 关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和发展

作者索寒雪

“过去10年,消费互联网就摸着天花板了。”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近日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

黄奇帆认为:“消费互联网从2000年开始在中国发展得风生水起,中国数亿人都进入了这个消费互联网,规模之大是世界第一。在2000年到2010年,包括淘宝、拼多多、百度、京东、腾讯等消费互联网企业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市场规模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是近十年,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已经接近天花板,未来需要寻找新的发展方向。”

消费互联网不是和商场竞争

黄奇帆认为,未来消费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寻找新的突破口。他指出,美国的一些大公司已经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实现了更大的市值。因此,他也呼吁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够转型到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方向。

产业互联网是什么呢?黄奇帆解释说,一个制造业或产业包含了六个环节,包括市场需求分析、产品设计、制造、物流配送、销售和售后服务等。而通过大数据、云计算和数字技术,产业互联网则是对这些环节进行深度整合和优化,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黄奇帆认为,这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2010年以后,黄奇帆曾反复地说消费互联网的天花板到了,因为可以提升的空间已经很小了。“我们每年的商业零售值是五六十万亿元,商业互联网已经抢占了40%份额,约十几万亿元,行业可以提升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黄奇帆说。

黄奇帆分析,亚马逊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它在这十年间成功转型为产业互联网平台。虽然起初,亚马逊和中国的淘宝网一样,主要业务是销售商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亚马逊逐渐将重心转向了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相比于消费互联网,其影响范围更广,深度更强。它不仅局限于商品的销售,而是深入到制造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亚马逊通过转型为产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了从销售到全方位服务、从单一环节到全产业链的转变。它不仅提供商品销售服务,还为各类企业提供设计、制造、物流等全方位服务。这种转变使得亚马逊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也为各类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前景广阔,未来将有更多的企业加入这个领域中来。对于中国来说,发展产业互联网是一个重要的机遇。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相信中国的产业互联网也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黄奇帆举了一个例子,每年,亚马逊会在上海浦东举办一场盛大的年会,吸引五六千人参加,导致周围的宾馆总是被预订一空。在年会中,有十几个产业互联网系统展示他们的成果,涵盖了服装、化妆品、家电、家具、建筑材料等多个领域。

每个产业互联网系统都具备完整的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紧密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通过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这些系统为整个产业链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助力各环节的高效运作。

向产业互联网转型

对于中国的消费互联网企业来说,如果不向产业互联网转型,未来的发展前景将十分有限。要想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立足,必须深入思考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等环节,而不仅是与百货店和超市竞争。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10年内保持领先地位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最近10年,黄奇帆欣喜地看到一批新的产业互联网模式崭露头角。他以广州番禺的快消服装平台SHEIN(希音)公司为例,该平台在去年一年内出口了价值300亿美元的服装。“这相当于整个中国服装出口额的10%。这个平台不仅带动了10万多家中小企业和100万人的就业,还为各种制造业、配套企业和物流企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黄奇帆说。

更值得一提的是,希音公司的业务遍布全球150个国家,它所创造的贸易量使得广州番禺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300亿美元,为当地的贸易中心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由于这300亿美元的服装货物,广州机场的货运量也大幅增加,为此还专门为其开辟了一个跑道和仓储运输体系。

黄奇帆认为,现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想要成为金融中心或贸易中心,仅仅靠招商引资已经过时了。真正重要的是,谁能吸引未来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入驻。这个平台带来的不仅仅是贸易、金融清算、物流等方面的增长,更是为各种研究开发提供了途径。

“想象一下,当有300亿美元的销售额时,这相当于2000多亿元人民币的制造和生产值。加上物流配送和各种部件的产值,产业互联网上的营业额将会是几个方面的叠加。”黄奇帆指出。

另一个产业互联网的案例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我说它就是卖便宜货,信用一直不大好,但大家要注意,在这一年多,拼多多忽然醒悟不应该去卖人家的大堆便宜货,而是应该原创,所以它根据市场分析,然后自己研究开发,跑到了农村,找了一堆乡镇企业帮它原创性地制造,形成了产业链集群。”黄奇帆说。

总而言之,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中国至关重要。这不仅仅关乎销售和制造,更关乎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和发展。

延伸阅读一:黄奇帆:谁掌控了产业互联网平台,谁就是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服务中心

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今年发言的主题是《围绕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 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我认为新质生产力大致有三个“新”构成:
第一个新是“新制造”。
我个人理解“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的医药、新的制造装备和新的信息技术五个领域,但要称得上是“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不是那些普通的科技进步、不是边际上的改进,而是要有颠覆性的科技创新。所谓颠覆性科技创新,我认为以下五个新的标准至少要满足一个:
一是新的科学发现。这是“0到1”、从无到有的,对我们这个世界有新理解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往前推进一大步。
二是新的制造技术。也就是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技术路线,却能够对原有的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材料、能源等等。
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提升和成本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EUV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中的一体化压铸成型技术,让新车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等等。
四是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中除了这些传统要素外,还会有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新的要素介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产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
五是新的产品和用途。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五大件”,近几十年是家电、手机、汽车等等,未来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式VR/AR设备、柔性显示、3D打印设备和智能汽车等等。
回到当下,我们发展新制造需要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为重点,“十四五”规划提出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增强要素保障能力、培育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在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组织实施未来产业孵化与加速计划,谋划布局一批未来产业。
如今,我们看到全世界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很快,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推进科技进步,一批颠覆性的产品和科技将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实现新的拓展和跃迁。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新制造”。
第二个新是“新服务”。
服务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构成是社会分工深化的结果。新生产力需要有新服务,这个服务的重点在于镶嵌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当中,对全球产业链具有重大控制性影响的生产性服务业。
关于服务业,世界经济版图里现在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在各种高端装备里面,服务业的价值往往占这个装备或者是这个终端的50%-60%的附加值。比如,一部手机有一千多个零部件,这些硬件形成的附加值占产品价值比例约45%,其余55%是操作系统、各种应用软件、各种芯片的设计专利等等,就是各种服务。这些服务看不见摸不着,但代表这个手机55%的价值所在。其他如核磁共振,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高端装备、终端都差不多有这样的特征。
第二个特征,整个世界的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比重越来越大。三十年以前,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左右,现在已经达到了30%,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比,货物贸易比重在收缩,服务贸易在扩张。
第三个特征,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在他们GDP的总量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经常说美国的服务业占美国GDP的80%,似乎有些“脱实就虚”,是不是有泡沫?需要注意的是美国80%的服务业里面有70%是生产性服务业,这70%×80%就是56%,也就是美国25万亿美元的GDP里面差不多有13万亿美元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和制造业强相关的高科技服务业。欧盟27个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是78%,这78%里面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也就是欧盟GDP的39%是生产性服务业。美国生产性服务占GDP的50%以上,欧盟占40%左右,其他发达国家、G20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也大体在40%-50%之间。
对比之下,这三个服务的指标恰恰是我们国家现在生产力的短板,我们2022年GDP当中制造业增加值占27%,服务业增加值是52.8%,但这52.8%里面有2/3是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不到1/3,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占GDP比重约为17%-18%,跟欧洲(40%)、美国(50%)相比差距是比较大的。
换言之,我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要实现高质量的中国制造,必须把跟制造业强相关的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搞上去。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和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和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和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济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共十大类。这十个板块和制造业是强相关的,制造业的各种附加值,服务性的附加值都是由它来代表,如果不到位则制造产品就不会高端化。目前我国虽然制造业的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却相对滞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位置不高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方面。
此外,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存在结构比例与世界不同步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大体上在30%左右,中国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去年仅仅是12%。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去年是2.85万亿元人民币,一半以上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出口。我们有3万多亿元人民币的服务贸易进口,进口的基本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可惜进口的生产性服务业大部分不是中国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进口,而是外国服务贸易公司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的输出。
在这个意义上讲,培育新质生产力实际上就是要使中国服务业的50%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个GDP板块中生产性服务业要力争达到30%。如果我们的服务业占GDP的60%,60%里面有50%是生产性服务业,整个GDP板块当中生产性服务业就能够占到GDP的30%。尽管还达不到欧洲(40%)、美国(50%)的比例,但是由现在的不到20%增加到30%,这增加的10个百分点,对现在120多万亿的GDP来说就是12万亿。如果服务贸易也增加,从现在12%的比重增加到全部贸易总量的30%,使我们的高端制造中服务价值能达到终端制造产品总体附加值的50%左右,这是新质生产力制造业的方向。生产性服务业上去了,新质生产力的制造也上去了。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新”。
第三个新是新业态。
培育新业态的核心是推动产业变革,是产业组织的深刻调整。我认为有两个关键推力:
第一个关键推力是全球化,新业态的形成要与全球潮流连在一起,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制度型开放,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这就是一个新的业态,是世界潮流,我们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需要内外贸一体化,换言之我们的市场体制必须从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革,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为此,去年1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提出了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调整完善国内相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促进内外贸标准衔接、检验认证衔接、监管衔接,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则,国务院的这些措施正是这个改革的内在目标所在。
第二个关键推力是数字化,形成产业互联网,现在我们消费互联网做的风生水起,而产业互联网基本上刚刚开始。产业互联网不仅是国内产业的互联网,还包括国际国内的产业互联网,这种产业互联网有两种,一种是一个企业集团、一个大型制造企业从设计、市场、信息、销售信息到开发、制造、物流的一体化的数字系统,这是在讲一个个企业的产业互联网,就跟我们90年代讲的SaaS、2000年以后讲的ERP一样,是一个企业制造业的工业自动化,从市场到销售、设计整个的自动化的产业互联网系统。
但是市场正在发展的是另一种产业互联网,是依托互联网平台和各种终端,将触角伸到全世界的消费者,根据消费者的偏好实现小批量定制、大规模生产、全产业链贯通、全球化配送,在这样的平台上集聚了几百家提供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设计、金融保险、物流运输等企业,几千家的制造业企业,以及上万家各种原材料供应商,这些企业之间用数字系统进行了全面贯通,依托这样一个产业互联网平台,这些企业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全产业链紧密协作的产业集群,真正实现了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快打慢。现在这样的产业互联网,中国有那么一批,这样的平台放在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城市就因此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销售值,同时带来几千亿、上万亿的金融结算,还会带来物流和其他各种服务,就变成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服务中心。所以掌控未来产业互联网全球的平台,谁就是“三中心”莫属。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我们国家在制造业板块、服务业板块、新业态板块都有巨大的潜力,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我们希望通过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制造业克服短板,成为未来发展的新的增长极。
(整理自黄奇帆于2024年1月7日在“第二十五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增长动能 中国探索”上的发言
延伸阅读二:黄奇帆:产业互联网构建需要这5个步骤

新发展格局的三个现象

最近我们看到一些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网络媒体认为,中国最近五年、十年引进的外资是不是比过去十几年前引进的外资要少?现在很多沿海地区,上万人做鞋子、做服装的工厂关门了,厂区周围门可罗雀,是不是外资走了,这些服装厂、轻工机械的各种厂都面临减产和关门?

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是我国加入WTO后外向型经济发展最快的十年,那十年间,我们国家平均每年引进外资1200亿美元左右。从2012年到2022年最近这十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1400亿美元。2017年到2022年最近的五年,我们每年引进外资实际到账1570亿美元左右,比前十年的要高。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平均每年引进外资大约是1700亿美元。去年,疫情严重,经济上行发展的预期较差,但去年我们国家实际到账外资1800亿美元左右,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一年。

也就是说,尽管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但实际上我国这十年的外资比过去十年要高,这五年比过去五年要高,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大家就要想这是什么道理?

第二个现象是,我们国家的轻工、纺织看起来好像大量转移到东南亚、印度去了,这是不是一个很负面的事?恰恰相反,这是一件好事。

1980年,我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是以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加上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产品的70%左右靠劳动密集型,也就是纺织、轻工等,因为它们有竞争优势。但是最近十多年,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每年出口的产品90%是机电产品、电子产品、装备密集型的产品等附加值较高的产品。轻工纺织在中国的出口总量中只占7%,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由原来的70%变成了7%,原来占30%的产品现在变成了90%。我国现在的进出口总量是6万亿美元左右,去年出口是3万多亿美元,比2010年的2万亿美元要多得多,在出口总量这么上升的时候,机电产品大幅度上升,当然是好事。轻工纺织只占了10%,这是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胜劣汰的一个战略性成功案例。

第三个现象,中央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改革开放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进入了一个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以外循环为主的阶段。202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大约是6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0万亿元,GDP在120万亿元左右。最近这6年,我国进出口和GDP比重外向度基本保持不变,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在这十年里取得了重要成效。

从以上层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大市场和内循环、双循环现在出现的几个独特现象,我们说的轻工、纺织好像很困难,但这是主动调节。现在大量轻工、纺织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到了东南亚,60%是中国企业去投资产生的结果,以至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RCEP形成自由贸易一体化,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贸易翻了两番左右。这个战略和我们现在的开放发展有关。看起来是问题,实际上是成果。这个成果背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政府在建设大市场。

中国大市场带来的机遇


再说中国的大市场,第一个基础是我们有14亿人,市场需求大。但人多不一定市场就大,如果人均GDP很低,那么很低的GDP人均×人数,可能总的市场也很小。1980年,中国人均GDP在200美元左右,遇上当时中国10亿人,加起来大约是2千亿美元,这个市场规模相当于欧洲的小国家荷兰,1980年荷兰的GDP大约是2千亿美元,所以我们只是等于荷兰,等于全球的1%,没有人说中国是世界级的大市场。但是近十年来,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世界第一,工业制造产值世界第一,人均GDP不断接近甚至超过全球的人均值,当你的人均值超过全球的人均值,你又有世界最多的人,你当然是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只会越长越大,因为我们发展得相对快一点。这个大市场会带来以下好处:

第一,大市场能吸引全世界的企业。因为市场足够大,每年进口都要几万亿美元,再加上有几千亿美元的服务进口,货物进口现在3万亿美元左右,服务进口5千亿美元左右,十年大约就是35万亿美元,所以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

第二,大市场是能够降低制造成本的。过去中国制造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成本,而大市场会从六个方面降低制造成本,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科技研发成本、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人工成本。中国这6个制造成本的下降,使得最近十几年,只要是中国发明创造的产品一旦推销到世界,成本就会比世界同类产品低30%到50%。比如,2000年,盾构机在全球市场上1亿多美元一台,当时全球盾构机60%卖给中国,因为中国在大量建地铁,到了2012年,中国自己就能造出盾构机来,而且能够卖到世界上去,2012年以后,盾构机就从1亿多美元降到了7百万美元前后。

“销地产”和“产地销”


在中国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突出体现在销地产、产地销两个方面。

第一个叫销地产,因为中国有大市场,跨国公司到中国搞了产业链集群基地,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在中国销售。中国大市场能吸引它,能容纳它的市场,这就产生了销地产。

第二个叫产地销,因为中国制造成本特别低,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把它生产出来,哪怕这个产品完全不销在中国,但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制造成本低,它有足够的效益使得它在中国搞生产基地,比在美国、欧洲当地搞销地产要好得多。

中国的大市场以及大市场带来的制造成本的下降,使得我们既可以满足销地产,也可以满足产地销,从而产生了招商引资的投资效应,使得过去十年中国引进外资步步高。

去年,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各带上百个企业家相继访问中国,签了一些投资项目。仅去年一年,欧共体对中国大陆投资到位的资金数就比上一年增加了200亿美元,把我们过去五年的账从1600多亿美元拉升到了1800多亿美元。中国大市场以及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使得中国过去十年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步步高,这个趋势今后20年、30年也不会变,因为它是个经济规则,不受社会国际政治影响。

中国的制造成本低,已经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成本低,而是六个方面的低,大市场带来的成本下降,使得中国制造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出口比重从二三十年前的30%上升到了现在的90%,大市场内循环又对产业结构进行了重要调整。如今,大市场内循环又使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降到了1/3以下,今后十年估计还会进一步降到25%左右,成功避免了对外贸易摩擦的硬冲撞。

发力“四化”,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是绿色化。中央在3年前提出“3060”双碳目标,其中一个要义就是用清洁能源替代石化能源,使得我们的碳排放趋于0。目前中国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在100亿吨左右,如果采用光伏、氢能、风力、水能等清洁能源替代火力和煤炭发电以及石油化工类能源,中国的碳排放将得到大力缓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注意的是,不要只把能源绿色化当作化工行业的任务,实际上它和我们所有人息息相关,我国国民经济的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能源清洁任务。以制造业为例,就有四个任务:

第一个是源头减量,中国制造业要在今后30年实现源头上的减量。制造业消耗的原材料大多来自地下矿物,全球每年从地下挖出来的矿物约250亿吨,包括天然气、石油、煤炭、铁矿石、铝矾土、铜矿等。中国制造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原材料占比,大于其工业产值在全球的比重。制造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关系一定要倒过来。

第二个是节能减排,目前中国的单位能耗是全世界单位能耗的1.5倍,我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到2035年中国单位能耗达到全世界的平均值。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单位能耗是他们的2倍,因此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到2050年中国单位能耗要达到欧美现在的平均水平。这就是我国各行各业都要履行的节能减排任务。

第三个是工业品的废品循环利用。上游装备企业生产各种各样的工业装备给下游工厂企业使用,使用一定时间后就会报废,简单埋了或扔了非常浪费,那么可以对零部件进行拆解,重新利用。在发达国家,废弃装备物的回收利用率已经达到50%,而我国现在是10%左右。如果能提升到40%至50%,相当于大量减少对地下矿物的使用。

第四个是工艺流程的再造,以炼钢为例,目前发达国家90%都是使用电炉炼钢,废钢炼钢,不需要用到那么多的铁矿石资源。而我国通过几十年的钢铁发展,社会中的废钢存量不断增加,如果能将炼钢中的废钢的原材料占比提高,就可以大大减少炼钢过程中的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工业从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循环利用、工艺流程上都有必要进行改造,所以,绿色低碳化是全国各行各业乃至每个公民都要努力推进的事情。

第二是数字化、智能化。

制造业数字化,就是要推进产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推进产业互联网将大大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我国曾提出数字经济三大工程:

一是数字工程 ,即数字经济产业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移动互联网,每一种技术都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每一种技术都会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


二是数字技术创新工程,包括机器视觉、触觉等智能传感器,高性能芯片、移动通讯、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算力等硬核技术创新。


三是融合工程,将数字技术融合到工业、农业、商业及整个城市社会发展中去,赋能于工商业发展。数字技术一旦赋能,即便不增加投入也将增加产出,目前中国这个环节还比较薄弱,一旦成功融合实现万物互联,将构建出更大的消费市场。

产业互联网的构建需要五个步骤:

首先要实现万物发声,即每一个需要检测和产生信息的点,都实现数字化“发声”,产生数字信息;


其次是万物万联,5G主要在该环节发挥作用;


随后就需要人工智能、人机互动


从而形成一个智慧网联体系,从点对点的人机互动,上升为整个网络的智慧化,成为一个智慧网联的系统;


最后,产业互联网的最高等级是利用AR、VR等虚拟现实技术,形成一个镜像孪生的虚拟空间,在实验室或调度室就能掌握整个空间的各种信息,可以操作调控或解决各种问题。

还有一点要注意,当前大家熟知的阿里、美团、拼多多这些公司都是消费互联网企业,但在美国股市上80%、90%的平台公司都是产业互联网公司,因此要清醒认识到,我国在产业互联网上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数字化的要义就是要把产业互联网推上去。我国现在正卡在第一个万物发声的环节,各行各业都没有形成完整的自动化系统,信息数据的采集不能及时传递,这就需要更多的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来承担。目前华为正在积极去做这样一个工程,试图为各个产业开发出实际的产业互联网,从信息的检测再到5G联通,来实现万物万联,我认为应该有更多大型企业一起参与,共同推动我国产业互联网的进程。

第三是服务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全球价值链深度重组,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渗透融合不断增强,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益显著。

目前发达国家产品的最终价格中,制造环节增值占比不到40%,服务环节增值约占60%。制造与服务日益融合,服务对产业发展,尤其是对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支撑促进作用更趋凸显,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护竞争优势的核心环节。

当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偏低。在发达国家,为制造业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了40%-50%,是它GDP比重最大的一块。而中国目前生产性服务业只占GDP的15%到20%,跟欧美国家差距巨大。我国经济发展以实体经济为主体,这就要求在服务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能够高一些。

想要有高质量发展的制造业,就必须有充分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我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在制造业本身,而是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生产性服务业涵盖制造业产业链的研发创新、物流配送、检验检测、金融服务、售后服务、环保服务、数字技术赋能、服务外包、电子商务、品牌服务等十大方面,这些领域都与制造业发展强相关,直接服务于制造业。

这也就是郑州的富士康工厂利润的3/4都被国外拿走的原因,因为整个生产链的生态、科研技术、金融清算、物流各个方面都被他们所掌握。如果我们能在这些环节实现生产性服务业的提升,那么将为我国制造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如果一个城市制造业规模很大,但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很低,这座城市的制造业一定是二三流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如果它的产品在全球卖得附加值很高,那么这座城市产品中所镶嵌的服务业一定不是这座城市做出来的,而是其他地区的企业将大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专利技术等输入到了这个城市。

第四是产业链的集群化。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业体系,推动产业链集群发展,首先就是要针对产业链中的弱点扩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产业链集成效应,让企业的根扎得更深。

其次,要加强“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专精特新”企业是国内通用名词, 国际上叫卡链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这类企业在产业链中起到顶梁柱的作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的链主企业,都会更愿意将产业链集群布置在此。大力推动这类企业的发展,将极大地减少国外技术和企业对我国的制约。

最后要发展自己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首先要发展创造整机产品的核心技术企业,企业自己做龙头部分,龙身、龙尾外包给其他企业做。龙头企业做大之后,可以成为只做生产性服务业的链主企业,把制造委托给代工企业。代工企业,也不是过去那种“两头在外、来料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而是真正的高科技制造业,既是制造业技术、生产线的发明者和组织者,也是产业链标准和供应链组织的领导者。因此,中国要有自己的链主企业、龙头企业,也要培育出一批能够帮链主企业和龙头企业代工的代工企业。

因此,把绿色化、数字化、服务化、集群化这“四化”做到位,将是推动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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