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据局成立背景与相关解读汇总

组建国家数据局！罗卫东委员：建言被采纳是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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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4日，全国“两会”期间，罗卫东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级大数据资源的组织、技术、标准、制度体系的提案》（04368号），提出“建议参照国家自然资源部的相关功能，设立国家大数据资源部（或总局），统筹管理全国性、基础性、长期性的重大公共数据和战略数据资源，重点对政府公共数据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提升联动与协同效应。”

对于宣布组建的国家数据局，还有何期待和建议？为此，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浙大城市学院校长罗卫东。以下摘编了部分采访内容。

新京智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要向国家提交这样一个建议的想法？

罗卫东：大概是2020年9月，我出任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的院长。研究院承担了一些支撑杭州城市治理，并进一步向纵深方向推进的研究、咨询任务。所以，我不得不认真地来考虑数据治理、管理的事。

杭州是一座拥有1200万人口的特大型城市，已经遇到很多由于数据分割形成的阻隔和瓶颈，更不要说整个国家。杭州是我们国家第一个设立数据资源局的城市，即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可以说，杭州是在组织机构上设立数据资源局的“第一个吃螃蟹者”。

此后，在数据资源管理局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觉数据资源的管理、治理必须是全国一盘棋，要在更高层面，国家层面来推动。后来，浙江省也组建了数据资源局，即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成为国内比较早设立大数据局的省级政府。

新京智库：据了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多家研究机构此前也从不同渠道向上反映要设立这样一个部门，你是否也有去这些机构走访调研过？

罗卫东：其实，杭州是数字经济非常发达的一座城市，可以自豪地说，浙江的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因此很多涉及数字化，数据资源的管理利用方面的问题，其实在杭州就已经遇到过很多。

作为杭州城市大脑研究院院长，这些年来，我一直在与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院士、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杭州云栖工程院一起围绕城市的数字治理、数字经济发展做了解、沟通工作。相关的企业也走访考察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有，包括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型平台企业。

在接触了解的这三年多时间里，确实碰到了很多问题。比如，由于数据资源在各个部门间的各自为政，无法共享，各种不同层面的数据资源存在着混淆，没有很好地进行梳理。

所以，去年提交的提案中提出，围绕着涉及全国性、基础性、长期性的重大公共数据和战略数据资源，一定要有一个国家的管理部门来统一处理。要不然的话，很多战略性数据可能又被一些部门、行业分割了，数据的作用就发挥不出来。

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以后，数字化赋能的国家能力将使不上劲，因为涉及对数据的使用管理、调动方面的权限不足，利用数据的人才队伍也没有完全组建起来，这实际上是使数据资源零碎化、低级化了，使得数据的价值贬值了。

因此，也需要像对待土地、森林和水这样的重要资源统一由自然资源部进行管控和规制一样，数据资源也一样需要有一个职能部门来统一管理。这个趋势已经是势不可挡，必须要马上应对。

所以，2022年3月4日，我递交了这份差不多1500字的提案——把大体上的情况，包括目前国内数据标准的混乱，数据采集、传输、应用等方面缺乏顶层设计，兼容性差，管理效率低，数据安全治理制度体系滞后等问题都一一摆了出来。

新京智库：浙江、广东、贵州的这些大数据局已经先行成立了几年时间，你认为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供国家数据局参考借鉴？

罗卫东：其他省我不太了解，浙江肯定是有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用数据促进改革，即在优化行政流程过程中（这不是简单地用数据确权推进数据在市场的交易，这个属于数字经济的一部分），浙江省是依托数据来改进政务服务，比如营商环境的改善、政府补贴的发放、公众各种“急难筹办”问题的解决等。这些问题都逐渐可以通过数据化手段来很好地解决。这实际上是通过数据手段真正赋能，从而让公众的生活更便利。

浙江法院系统的智慧化审判是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浙江的法院系统已经实现了全部无纸化，所有的文件和证据都是在数字池中完成。这是一个很惊人的变化，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治理经验。

浙江智慧化审判的实现得益于数据共享。比如对“老赖”判决的执行，必须与银行联动，要不然法院没办法对“老赖”执行。过去，法院的数据归法院，银行的数据归银行，住建的数据归住建；现在，只要涉及合同，或者审判过程中执行的问题，后台的数据全联一起了，一旦法院发出执行令，相关部门的数据全部汇总到了一起，就开始强制执行。这使得浙江的智慧化审判占比很高，一些相对常规的、标准化的案件已经无需占用过多人力来完成。

这要感谢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的大力支持。浙江最近几年一直在推数字化改革，这是作为浙江省的一项重大改革战略在抓落实。其中，省一级的综合数据统一汇集到了数据局的共享平台，打破了部门行业壁垒，拆除了一个个的数据“大烟囱”，真正汇到数据池里，全省的数据可以随时被依法调用。

新京智库：有没有普通百姓比较常见的一些应用场景得到改变的事例？

罗卫东：有，比如交通制堵。杭州城市大脑用了一种更智慧的方式，从“拥堵指数”到车辆“在途量”，再到“延误指数”。从“数”数开始，先是“数”清城市在途的车辆数量，用“在途量”来评估城市交通承载能力。由此灵活地判断不同时段、不同路段的道路承载能力，并据此有序放宽限行政策。

杭州机动车保有量是360余万辆，但高峰期的“在途量”只有30万辆，平峰时期只有20万辆。因此，交通治堵的对象不是360万的机动车保有量，而是高峰时期多出来的10万“在途量”汽车。

由此，杭州推出“非浙A急通车”场景，依据“在途量”提升道路资源的利用率，为非浙A车辆提供通行便利。在人口净增120万、总路面通行面积因施工减少20%的情况下，杭州的交通拥堵排名从2014年的第二名，下降至2020年的第31名。

新京智库：国家数据局暂时还没有开展工作。你对于国家数据局有何期待，或者有什么建议？

罗卫东：组建一个新的职能部门肯定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现在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至少明确了国家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处理数据资源事务。未来开展的工作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为数据资源和土地资源不一样，土地资源是实实在在的，本身是无法变化的，数据资源却是变幻莫测的，而且要在使用过程中才能发挥出相应的作用。

所以，对国家数据局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的建议是，国家数据局先把能够涉及的国家整体性、基础性、长期性的数据统起来，然后分层做，不要试图一下就把数据资源的事情全部“管” 起来，那也管不过来。

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综合性、基础性、长期性的公共数据，在国家层面没有一个职能部门来统一经营、管理。现在国家数据局要组建了，其职能定位需要更宏观一点，比如数据的标准制定，以及数据的使用程序，如何更好地推动立法，甚或是条例。这些工作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职能部门来推动。

至于怎么组建国家数据局，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数据治理工作走在前列的省份抽调一批人手，比如从浙江、广东抽调，大家一起商量着怎么来组建这个部门，从而更好地把中央和地方，甚至基层的工作实现联动，打通分层。

这些省份在数据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包括数据资源局怎么组建，数据资源的权限如何确定，在这些省级数据局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我相信中央已经在做这个事，我也许只是个“马后炮”，但是组建工作肯定要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