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吕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路径和体制机制

2024年6月24日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强创新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两翼，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生，双向驱动，对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纵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特别是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每一次带来科技革命的重大技术创新，都孕育了新产业和引发产业跃升。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技术推动了机械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技术、内燃机技术等促进电力生产、交通运输和通信业的发展。20世纪的计算机、互联网技术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动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来临，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术等正在多点迸发，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科技竞争更加激烈。

目前，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但发展条件发生变化，如各种要素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人口增长放缓、环境压力加大、传统动能逐步减弱等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推动产业结构加快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形成发展新动能。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美国等以国家安全为由定向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实行科技脱钩，在关键环节“卡脖子”，企图将我国锁定在产业技术中低端。因此，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作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国家发展新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科技进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制定了《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等战略部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进入快车道。科技投入和产出大幅增加，科技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科技对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日趋明显。截至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超过3.6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全社会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例提高到6.91%；研发人员数量、发明专利申请量、高被引科技论文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能力从跟踪为主逐步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部分领域和企业进入行业技术前沿。2024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达到11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火、“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斗者”号探秘万米深海、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等。科技创新带动高技术产业发展，催生了新业态。2024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7.7%；“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8%，其中新能源汽车年产量突破1 300万辆，全球占比超60%。以创业企业为代表的科技突破不断涌现，如杭州“六小龙”等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我国创新能力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有较大差距。如，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投入产出效率有待提高，知识产权质量和价值需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衔接不够紧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链、供应链还有许多“卡脖子”环节，存在“断链”风险；制造业中低端产品比重较高，产业升级任务重。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

科技创新贯穿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全过程。科技创新重点是创造知识和增加技术供给。产业创新则是产业界的创新活动更加关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和技术扩散，如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模式等的市场化应用。科技创新是源头，产业创新是载体，能够实现科技创新的价值。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两翼，二者深度融合、互促共生，双向驱动，对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比较关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重视科技供给，但产业创新体系相对薄弱，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和支撑关键技术攻关的能力不足，多数产业技术仍处于追赶阶段。因此，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主要表现为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偏低，支出来源单一，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不畅，迫切需要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水平。

基础研究是重大科技创新的源头，重大科学研究成果将催生新技术产业。进入产业技术前沿后，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支撑前沿创新、原始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提高产业竞争优势。基础研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不以特定的产业化应用为目的，主要为社会提供新思想、新方法、新理论和新发现。另一类是目标任务导向的基础研究。为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和关键技术攻关需要，重点为解决特定问题进行基础性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航空发动机，芯片的发展升级等。随着跨学科跨领域的重大科学突破不断涌现，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加深，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目前，一些科技大国的政府也重视基础研究对应用需求的支持，增加任务和需求导向基础研究投入。新形势下，要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完善竞争性项目和稳定性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基础研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个人支持基础研究。

目前，我国关键核心技术面临的许多“卡脖子”困境，主要原因之一是受制于技术瓶颈背后的核心科学问题。如，航空发动机的科学问题是空气动力学、高性能材料设计；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发展得益于量子力学、相对论的突破，癌症药物开发基于基因组学研究等，以及芯片升级面临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和新算法的科学突破。因此，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要根据需要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建立产学研结合凝练科学问题的机制。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代表国家科技水平的中坚力量，能够在关键领域和重点方向上发挥战略支撑引领作用和重大原始创新。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包括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在内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创新体系中的引领带动作用，要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统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健全需求导向、问题导向的科技项目形成机制，加强协调和衔接。要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各类主体的优势，明确分工促进合作，整合科技创新力量和优势资源，增强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研究型大学应充分发挥人才培育、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加强学科交叉融合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家科研机构在中长期战略任务、应用导向科学研究以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科技领军企业要发挥在应用型科技攻关中的牵头作用，推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国际创新中心、区域创新中心的重点任务则是促进创新要素流动共享、优化配置、优势互补，为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实践中，利用基础研究成果有几个主要途径。一是知识扩散。通过发表科研论文和公开成果，供社会借鉴和深化研究开发。如，研制5G信道编码标准时，华为在土耳其教授的研究基础上，组织各方力量深化研发，在极化码核心技术上取得多项原创性突破。二是科研机构继续进行应用研究开发。美国NIH提出转化科学，对于共性技术等外部性较强的成果，吸引企业参与应用转化研究。三是科研人员和企业家对商业化潜力较大的研究成果进行进一步开发和商业化应用，推向市场。四是通过人才培养与流动促进知识扩散。据统计，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许多成果是产业应用后获奖。因此，要多种途径发挥基础研究对产业创新的支撑作用。

近些年来，中国科学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因考核指标和提职评价等原因，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以写论文和发期刊为主，研究项目与企业和市场需求脱节。跟踪热点的科研较多，原创研究较少；科研成果转化机制不畅，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率较低，根据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年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发明专利实施率分别为16.9%和23.5%，产业化率就更低。其主要影响因素依次是专利与市场需求脱节、转化服务能力不足、转化激励机制不到位等。因此，要改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评价机制和选题机制，鼓励原创研究，加强企业“出题人”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科研成果质量和专利有用性；培训和发挥专业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作用，提高成果转移转化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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